潮汐時代的理性

2015-02-02 | 佘日新(暨南國際大學國際企業學系教授)

在世人寄望於制度之際，基督徒需要拉高思考與行動的層次，回到道德的基準上尋找理性的引導，找到當下的定位與行動的指南。

近年來流行在沙灘上進行雕塑，但無論雕塑多麼輝煌，終究會在潮起潮落之際化為烏有。那些人在那些年所發生的那些事，有如潮汐起落，留下來的時代信息往往也如沙灘上的碉堡般地流逝。而支撐世界繼續運轉的邏輯理性，目前也正面臨著急遽的變動。

非理性與革命性思維

英國管理大師韓第（Charles Handy）在1990年出版的《非理性的年代》一書中，曾提到人們在思考工作的組織方式時，可能需要進行顛覆性的思考，並且需要非理性的和革命性的思維。此論述廿五年來似乎引導著時代的律動，朝向非理性的方向走去。

顛覆的是，西方理性主義自希臘哲學家柏拉圖以降，認為道德進展是以理性驅動的智慧進展；顛覆的是，承認作為知識來源的理性，高於並獨立於感官感知的理論基礎。

究竟快速變化的時代還需要理性嗎？答案當然還是需要！但過去獨尊理性的後遺症壓抑了真實的人性，以數學為基礎的經濟學為了求解，將完全理性作為前提的推導過程，往往和真實世界是相違背的。

據此，三位行為學派的大師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：1987年諾貝爾經濟獎得主赫伯‧塞蒙（Herbert Simon）最著名的主張是「有限理性」（Bounded Rationality），即人類的認知受到記憶能力的限制，在決策時追求並非最佳、而是滿意解。

2002年諾貝爾經濟獎得主丹尼爾‧卡尼曼（Daniel Kahneman）探索人類認知的限制，發現人的決策會受可取（Available）、代表（Representative）及錨定（Anchoring）的影響而偏離理想（亦即最佳解）；隔年的諾貝爾經濟獎得主華倫‧史密斯（Veron Smith）則是以實驗方法證明，即使個人的決策偏離理想，市場仍能達到均衡。

回到道德基準尋找理性

有限理性並不違背理性，並不是非理性，只是還原了理性的原貌，也站在運轉世界的規律前學會謙卑。

當電視新聞充斥的只有柯市長時，我們對於柯P現象的理性分析，似乎已經遠遠跟不上現實的發展，舉國上下在揣揣不安中摸索著亞斯伯格症的理性；當歐洲央行仿效美國聯準會，大印鈔票卻難挽頹勢之際，成功的理性難以複製與擴散，已留下全球金融不穩定的潛在因子。

全球的能源革命方興未艾，線性推導的能源政策早已不敷填補科技創新遺留下來的缺口，反核與擁核已超越政治對立的理性基礎；產業發展在雲端計算與海量資料的變革下，傳統的理性思路正如韓第預測、面對顛覆式的挑戰，抱殘守缺的理性即將被新邏輯所取代。

因此，毀滅式的創造與創造式的毀滅正交錯著推進世界。

從發展的觀點檢視，柏拉圖「道德進展是以理性驅動的智慧進展」論述中被重視的是進展、被忽略的是道德與智慧的對比與平衡，希臘哲學的愛「智」若不以道德作為基底，進展恐怕都是一些功利的成果。

這樣的偏頗不僅在廿世紀末的全球發展中碰到瓶頸，在廿一世紀前十幾年的快速變動中面臨更大的挑戰。

在世人寄望於制度之際，基督徒需要拉高思考與行動的層次，回到道德的基準上尋找理性的引導，才會在悅人眼目的潮汐之間，看出不變的規律與價值，找到當下的定位與行動的指南。

刊載出處：基督教論壇報
原文引用網址：http://www.ct.org.tw/news/detail/2015-0036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