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5-02-16 | 佘日新(暨南國際大學國際企業學系教授)
台灣不是無父的孤兒，天父是臺灣的父親！災難在末世發生，不會分甲午或乙未，但因應災難的生命態度和韌性，有父親的人和沒有父親的人差異很大！
下週就要過農曆春節了，不能免俗要除舊佈新，告別甲午、迎接乙未。在中日甲午戰爭兩個甲子之後的甲午年，台灣走過了多災多難的一年：黑心食品一波波重創台灣美食王國的形象，終於在「滅頂」行動中聽到了全民的怒吼；五月21日台北捷運發生啟用以來第一起隨機殺人事件，行兇者在車廂內連續砍殺無辜乘客、完成從小就立志「做大事」的心願；七月31日高雄氣爆奪走32條人命，事隔兩週的八月15日，新北市新店區發生氣爆事故，2死14傷。
由於制度設計不良、思慮不周，12年國教在五月正式上路後，成為台灣教育史上最混亂、爭議最多、反彈最強烈的一次改革；七月23日，復興航空222號班機在澎湖發生空難，48死15傷；墜機不到半年的2015年二月4日，復興航空235號班機又在台北發生墜機事故，43死15傷。所幸，這一年來的天災不嚴重，沒有颱風或地震帶來的重創。
走出「被遺棄」的咒詛
基督徒多避談易經這類的中國玄學，應該是因與正統基督信仰觀點有所牴觸，天干地支這類分析可能早就伴隨我們聖經知識的累積埋葬了。但我們不能不承認農曆24節氣的循環，對生活的參考還是比陽曆來得準確。甲午戰爭後的一年，台灣被當時清廷的馬關條約割讓給日本，自此「孤兒的靈」在台灣縈繞不去，成為政治、社會的鬥爭工具與經濟、產業的發展瓶頸。
君不見早年每逢吃晚飯的時候，電視連續劇總是上演著那些被後母虐待的情節，讓人消化不良？君不聽在KTV裏，點唱率最高的總是那些哭調的曲目？能不能走出「被遺棄」的咒詛，可能比推算天干地支更為重要！能不能跨越陳之藩教授「失根的蘭花」，成為越冷越開花的梅花，可能比唱衰我們的年輕人是「草莓族」更具挑戰性！
身分認同的挑戰
「我是誰？」是千古的低吟、也是普世的探索，這個探索是個人的、也可以是群體的探索。現在的政治議題環繞著2016年的總統大選，副標當然還包括國會的改選，除了總統是誰、立委是誰這些民主政治下的人事題材，應該還有一個上位題材可討論：台灣人是誰？
身份識別與認同不僅決定自己的定位，也影響地緣政治與國際關係，這些看似遙遠的複雜議題，事實上深刻地牽動我們的日常生活。再將眼光放遠至歐洲的現況，2008年金融海嘯後的希臘顫弱的體質尚待經濟強國的奧援，反對緊縮政策的激進左翼聯盟在希臘大選中獲勝，引發金融市場擔憂；歐元兌美元匯率節節走低，加上瑞士法郎脫離歐元區，撐了五十幾年的歐洲身份認同似乎再度回到加護病房。希臘人民反對歐盟對之撙節要求、走上街頭示威遊行的新聞畫面，令人啼笑皆非！看來不分東方與西方，身份認同的理想與現實，仍然挑戰「我是誰？」的探索。
不能回答「我是誰？」，不僅難以回答從哪裡來、也不能規劃往哪裡去。基督徒必須按下一個停止的按鍵，以禱告終結甲午的咒詛，宣告台灣不是無父的孤兒，天父是臺灣的父親！災難在末世發生，不會分甲午或乙未，但因應災難的生命態度和韌性，有父親的人和沒有父親的人差異很大！
刊載出處：基督教論壇報
原文引用網址：http://www.ct.org.tw/news/detail/2015-00503
2015年2月8日 星期日
穿越的常識與常態
2015-02-08 | 佘日新(暨南國際大學國際企業學系教授)
最偉大的穿越是耶穌兩千年前裂天而降，進入那個時空的人群中，啟示慈愛與真理的可能，祈願今日也讓永恆的慈愛和真理成為我們的常識與常態、社會的根基。
今年有146,035位考生參與學測考試，當然受這齣教育年度大戲牽動的人絕對不只這個數目。台灣在民國86年與87年出生人口數分別為326,002與271,450，若以法規與簡單的算術推論，台灣高等教育流失約四萬個大學新鮮人（今年的考生生日應落在86年9月到87年8月之間，若將86年出生數乘三分之一加上87年出生數乘上三分之二，再減掉今年報考的考生數）。這四萬年輕學子去了哪裡？為何放棄台灣的高等教育？
可怕的真相是，台灣的高等教育在需求端大量流失使用教育資源的年輕人口，另一方面卻又存在著超量提供教育資源、等待退場的「大學」。失衡的不僅是教育的供給與需求，更嚴重失衡的是台灣人對台灣教育的信心與改變的做法。二十年一覺黃粱教改，夢醒時分是如此地冷汗淋漓！
繁華杜拜背後的挑戰
學測這兩天，人在杜拜出差的我空檔時難以免俗地去了世界上最大的購物中心Dubai Mall逛了一逛（停車場可容納四萬輛車），也上了豪華遊艇吃晚餐、大啖阿拉伯美食。透過觀察與訪談，發現杜拜所面對的問題並不如媒體與旅遊包裝的那麼光鮮亮麗，如同所有的國家與城市一樣，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最耀眼的兩顆明珠、阿布達比與杜拜各有各的難題。在這裡看到的是比台灣更懸殊的貧富差距不知如何處理？水資源匱乏的中東世界如何面對永續發展的挑戰？來自菲律賓與印巴等國的勞動階層加入後所拼湊的多元社會、伴隨著西方文化的衝擊，穆斯林信仰價值如何保存？
一年前直航台北與杜拜的阿聯酋航空有一則廣告：「明年開始，杜拜-台北，只要，一顆心的距離！直航！」在距離伊斯蘭國比距離台灣近的阿拉伯豪華遊艇上，看到BBC新聞播報伊斯蘭國斬首後藤健二弟兄，那種穿越的錯亂真是令人不知所措！
史上最偉大的穿越
穿越是當代不可避免的過程，有人將之處理為創新的方法、有人將之解讀為後現代的多彩繽紛。今年學測國文非選擇題以臉書上常見的Duncan插圖為考題，讓李白穿越時空來到現代，請考生設想情境論述李白低頭做什麼？以台灣年輕人的創意要發揮出各種令閱卷老師莞爾、噗哧、甚至哈哈大笑的答案應該不難，難的是穿越的理性與感性，難的是穿越的政治學、社會學與經濟學。用「常識」發言、用「常識」治理的柯市長再度跨界演出、詮釋歷史，再度透過權威的國際關係雜誌Foreign Policy發聲、改寫後殖民主義的詮釋學，全球學者的反應不是滿地找眼鏡、就是找到嶄新定位、重新詮釋1945到2015這七十年的歷史。這種穿越的嘗試與常識，若演化為常態，相信台灣離主導國際的那一天不遠矣！
解決當前的難題，不在想法、而在作法。不在真性情的破壞中投射補償、而在柯市長一件一件地褪去國王的新衣後，台灣該穿上哪一襲新衣登上國際舞台。新常態如流星，出現少時就不見了；在常態變舊之前，它雖在星空中留下一抹光彩，多數人仍寄望那些如北極的恆星引導方向。多數人相信台灣的力量在民間，但民間如何集氣？而不是洩氣？集結的民氣為何而用？為誰所用？
如果回到最偉大的穿越找答案的線索，耶穌兩千年前裂天而降，進入那個時空的人群中，啟示慈愛與真理的可能。今天在聖經裡、在禱告中、在團契生活裡，耶穌是否仍然穿越進入我們當中，向我們揭示慈愛和真理的可能，以愛集結眾人之氣，祈願讓永恆的慈愛和真理成為我們的常識，成為我們建立常態、影響這個社會的根基。
刊載出處：基督教論壇報
原文引用網址：http://www.ct.org.tw/news/detail/2015-00437
最偉大的穿越是耶穌兩千年前裂天而降，進入那個時空的人群中，啟示慈愛與真理的可能，祈願今日也讓永恆的慈愛和真理成為我們的常識與常態、社會的根基。
今年有146,035位考生參與學測考試，當然受這齣教育年度大戲牽動的人絕對不只這個數目。台灣在民國86年與87年出生人口數分別為326,002與271,450，若以法規與簡單的算術推論，台灣高等教育流失約四萬個大學新鮮人（今年的考生生日應落在86年9月到87年8月之間，若將86年出生數乘三分之一加上87年出生數乘上三分之二，再減掉今年報考的考生數）。這四萬年輕學子去了哪裡？為何放棄台灣的高等教育？
可怕的真相是，台灣的高等教育在需求端大量流失使用教育資源的年輕人口，另一方面卻又存在著超量提供教育資源、等待退場的「大學」。失衡的不僅是教育的供給與需求，更嚴重失衡的是台灣人對台灣教育的信心與改變的做法。二十年一覺黃粱教改，夢醒時分是如此地冷汗淋漓！
繁華杜拜背後的挑戰
學測這兩天，人在杜拜出差的我空檔時難以免俗地去了世界上最大的購物中心Dubai Mall逛了一逛（停車場可容納四萬輛車），也上了豪華遊艇吃晚餐、大啖阿拉伯美食。透過觀察與訪談，發現杜拜所面對的問題並不如媒體與旅遊包裝的那麼光鮮亮麗，如同所有的國家與城市一樣，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最耀眼的兩顆明珠、阿布達比與杜拜各有各的難題。在這裡看到的是比台灣更懸殊的貧富差距不知如何處理？水資源匱乏的中東世界如何面對永續發展的挑戰？來自菲律賓與印巴等國的勞動階層加入後所拼湊的多元社會、伴隨著西方文化的衝擊，穆斯林信仰價值如何保存？
一年前直航台北與杜拜的阿聯酋航空有一則廣告：「明年開始，杜拜-台北，只要，一顆心的距離！直航！」在距離伊斯蘭國比距離台灣近的阿拉伯豪華遊艇上，看到BBC新聞播報伊斯蘭國斬首後藤健二弟兄，那種穿越的錯亂真是令人不知所措！
史上最偉大的穿越
穿越是當代不可避免的過程，有人將之處理為創新的方法、有人將之解讀為後現代的多彩繽紛。今年學測國文非選擇題以臉書上常見的Duncan插圖為考題，讓李白穿越時空來到現代，請考生設想情境論述李白低頭做什麼？以台灣年輕人的創意要發揮出各種令閱卷老師莞爾、噗哧、甚至哈哈大笑的答案應該不難，難的是穿越的理性與感性，難的是穿越的政治學、社會學與經濟學。用「常識」發言、用「常識」治理的柯市長再度跨界演出、詮釋歷史，再度透過權威的國際關係雜誌Foreign Policy發聲、改寫後殖民主義的詮釋學，全球學者的反應不是滿地找眼鏡、就是找到嶄新定位、重新詮釋1945到2015這七十年的歷史。這種穿越的嘗試與常識，若演化為常態，相信台灣離主導國際的那一天不遠矣！
解決當前的難題，不在想法、而在作法。不在真性情的破壞中投射補償、而在柯市長一件一件地褪去國王的新衣後，台灣該穿上哪一襲新衣登上國際舞台。新常態如流星，出現少時就不見了；在常態變舊之前，它雖在星空中留下一抹光彩，多數人仍寄望那些如北極的恆星引導方向。多數人相信台灣的力量在民間，但民間如何集氣？而不是洩氣？集結的民氣為何而用？為誰所用？
如果回到最偉大的穿越找答案的線索，耶穌兩千年前裂天而降，進入那個時空的人群中，啟示慈愛與真理的可能。今天在聖經裡、在禱告中、在團契生活裡，耶穌是否仍然穿越進入我們當中，向我們揭示慈愛和真理的可能，以愛集結眾人之氣，祈願讓永恆的慈愛和真理成為我們的常識，成為我們建立常態、影響這個社會的根基。
刊載出處：基督教論壇報
原文引用網址：http://www.ct.org.tw/news/detail/2015-00437
2015年2月2日 星期一
潮汐時代的理性
2015-02-02 | 佘日新(暨南國際大學國際企業學系教授)
在世人寄望於制度之際，基督徒需要拉高思考與行動的層次，回到道德的基準上尋找理性的引導，找到當下的定位與行動的指南。
近年來流行在沙灘上進行雕塑，但無論雕塑多麼輝煌，終究會在潮起潮落之際化為烏有。那些人在那些年所發生的那些事，有如潮汐起落，留下來的時代信息往往也如沙灘上的碉堡般地流逝。而支撐世界繼續運轉的邏輯理性，目前也正面臨著急遽的變動。
非理性與革命性思維
英國管理大師韓第（Charles Handy）在1990年出版的《非理性的年代》一書中，曾提到人們在思考工作的組織方式時，可能需要進行顛覆性的思考，並且需要非理性的和革命性的思維。此論述廿五年來似乎引導著時代的律動，朝向非理性的方向走去。
顛覆的是，西方理性主義自希臘哲學家柏拉圖以降，認為道德進展是以理性驅動的智慧進展；顛覆的是，承認作為知識來源的理性，高於並獨立於感官感知的理論基礎。
究竟快速變化的時代還需要理性嗎？答案當然還是需要！但過去獨尊理性的後遺症壓抑了真實的人性，以數學為基礎的經濟學為了求解，將完全理性作為前提的推導過程，往往和真實世界是相違背的。
據此，三位行為學派的大師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：1987年諾貝爾經濟獎得主赫伯‧塞蒙（Herbert Simon）最著名的主張是「有限理性」（Bounded Rationality），即人類的認知受到記憶能力的限制，在決策時追求並非最佳、而是滿意解。
2002年諾貝爾經濟獎得主丹尼爾‧卡尼曼（Daniel Kahneman）探索人類認知的限制，發現人的決策會受可取（Available）、代表（Representative）及錨定（Anchoring）的影響而偏離理想（亦即最佳解）；隔年的諾貝爾經濟獎得主華倫‧史密斯（Veron Smith）則是以實驗方法證明，即使個人的決策偏離理想，市場仍能達到均衡。
回到道德基準尋找理性
有限理性並不違背理性，並不是非理性，只是還原了理性的原貌，也站在運轉世界的規律前學會謙卑。
當電視新聞充斥的只有柯市長時，我們對於柯P現象的理性分析，似乎已經遠遠跟不上現實的發展，舉國上下在揣揣不安中摸索著亞斯伯格症的理性；當歐洲央行仿效美國聯準會，大印鈔票卻難挽頹勢之際，成功的理性難以複製與擴散，已留下全球金融不穩定的潛在因子。
全球的能源革命方興未艾，線性推導的能源政策早已不敷填補科技創新遺留下來的缺口，反核與擁核已超越政治對立的理性基礎；產業發展在雲端計算與海量資料的變革下，傳統的理性思路正如韓第預測、面對顛覆式的挑戰，抱殘守缺的理性即將被新邏輯所取代。
因此，毀滅式的創造與創造式的毀滅正交錯著推進世界。
從發展的觀點檢視，柏拉圖「道德進展是以理性驅動的智慧進展」論述中被重視的是進展、被忽略的是道德與智慧的對比與平衡，希臘哲學的愛「智」若不以道德作為基底，進展恐怕都是一些功利的成果。
這樣的偏頗不僅在廿世紀末的全球發展中碰到瓶頸，在廿一世紀前十幾年的快速變動中面臨更大的挑戰。
在世人寄望於制度之際，基督徒需要拉高思考與行動的層次，回到道德的基準上尋找理性的引導，才會在悅人眼目的潮汐之間，看出不變的規律與價值，找到當下的定位與行動的指南。
刊載出處：基督教論壇報
原文引用網址：http://www.ct.org.tw/news/detail/2015-00360
在世人寄望於制度之際，基督徒需要拉高思考與行動的層次，回到道德的基準上尋找理性的引導，找到當下的定位與行動的指南。
近年來流行在沙灘上進行雕塑，但無論雕塑多麼輝煌，終究會在潮起潮落之際化為烏有。那些人在那些年所發生的那些事，有如潮汐起落，留下來的時代信息往往也如沙灘上的碉堡般地流逝。而支撐世界繼續運轉的邏輯理性，目前也正面臨著急遽的變動。
非理性與革命性思維
英國管理大師韓第（Charles Handy）在1990年出版的《非理性的年代》一書中，曾提到人們在思考工作的組織方式時，可能需要進行顛覆性的思考，並且需要非理性的和革命性的思維。此論述廿五年來似乎引導著時代的律動，朝向非理性的方向走去。
顛覆的是，西方理性主義自希臘哲學家柏拉圖以降，認為道德進展是以理性驅動的智慧進展；顛覆的是，承認作為知識來源的理性，高於並獨立於感官感知的理論基礎。
究竟快速變化的時代還需要理性嗎？答案當然還是需要！但過去獨尊理性的後遺症壓抑了真實的人性，以數學為基礎的經濟學為了求解，將完全理性作為前提的推導過程，往往和真實世界是相違背的。
據此，三位行為學派的大師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：1987年諾貝爾經濟獎得主赫伯‧塞蒙（Herbert Simon）最著名的主張是「有限理性」（Bounded Rationality），即人類的認知受到記憶能力的限制，在決策時追求並非最佳、而是滿意解。
2002年諾貝爾經濟獎得主丹尼爾‧卡尼曼（Daniel Kahneman）探索人類認知的限制，發現人的決策會受可取（Available）、代表（Representative）及錨定（Anchoring）的影響而偏離理想（亦即最佳解）；隔年的諾貝爾經濟獎得主華倫‧史密斯（Veron Smith）則是以實驗方法證明，即使個人的決策偏離理想，市場仍能達到均衡。
回到道德基準尋找理性
有限理性並不違背理性，並不是非理性，只是還原了理性的原貌，也站在運轉世界的規律前學會謙卑。
當電視新聞充斥的只有柯市長時，我們對於柯P現象的理性分析，似乎已經遠遠跟不上現實的發展，舉國上下在揣揣不安中摸索著亞斯伯格症的理性；當歐洲央行仿效美國聯準會，大印鈔票卻難挽頹勢之際，成功的理性難以複製與擴散，已留下全球金融不穩定的潛在因子。
全球的能源革命方興未艾，線性推導的能源政策早已不敷填補科技創新遺留下來的缺口，反核與擁核已超越政治對立的理性基礎；產業發展在雲端計算與海量資料的變革下，傳統的理性思路正如韓第預測、面對顛覆式的挑戰，抱殘守缺的理性即將被新邏輯所取代。
因此，毀滅式的創造與創造式的毀滅正交錯著推進世界。
從發展的觀點檢視，柏拉圖「道德進展是以理性驅動的智慧進展」論述中被重視的是進展、被忽略的是道德與智慧的對比與平衡，希臘哲學的愛「智」若不以道德作為基底，進展恐怕都是一些功利的成果。
這樣的偏頗不僅在廿世紀末的全球發展中碰到瓶頸，在廿一世紀前十幾年的快速變動中面臨更大的挑戰。
在世人寄望於制度之際，基督徒需要拉高思考與行動的層次，回到道德的基準上尋找理性的引導，才會在悅人眼目的潮汐之間，看出不變的規律與價值，找到當下的定位與行動的指南。
刊載出處：基督教論壇報
原文引用網址：http://www.ct.org.tw/news/detail/2015-0036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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